■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惯于将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理解为血与火一般的冲突关系，并将科学的历史进程理解为科学不断对宗教发起挑战并战而胜之的历史。 ■默顿认为，17世纪英国社会无疑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清教伦理连同培根功利主义原则为科学发展构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确立了目标，而当时英国经济、军事的发展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霍伊卡：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其肉体成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生长的维他命与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 ■据吉利斯皮《科学家传记辞典》进行统计，也不难发现，在整体科学革命期间，持天主教信仰的科学家人数远远高于持新教信仰的科学家人数。
一个世纪以前，人们惯于将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理解为血与火一般的冲突关系，并将科学的历史进程理解为科学不断对宗教发起挑战并战而胜之的历史。在这种见解下，J．W．Darper于1875年出版的《科学与宗教之冲突史》，详细论述了自古希腊以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史。他认为，无论在哪个时代，也无论是在哪种文明中，科学与宗教在宇宙论、方法论、真理观等重大问题上，均存在着普遍的对立；科学的发展历程就是科学的观念不断战胜宗教观念的历程。
直到今天，Darper的观点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人们的共鸣。试想，数百年前，罗马天主教教庭曾因伽利略信奉并宣扬哥白尼体系而对他作出宗教审判，而数百年后，它又出面为伽利略平反？试想，现代社会秩序的建立不正是以宗教秩序的解体为前提，而且这种现代秩序不正是取之于科学的范型与近代思想家关于民主的理念？
的确，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时常出现发生冲突的情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者之间只有冲突而不可能出现彼此一致的情形。20世纪30年代末，默顿从社会学角度对17世纪英国科学与宗教、经济以及其他社会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了一系列研究，完成了其著名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并给出“默顿论题”。按照库恩的理解，默顿论题包括以下两个子题：1．培根主义对科学的促进作用；2．清教伦理对当时英国科学的刺激作用。然而库恩的概括与默顿自己的陈言未尽一致。默顿在第二版序言（1970）中写道：“全书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科学的稳步连续发展只发生于一定类型的社会中，这类社会为这种发展既提供文化条件，也提供物质条件”。在他看来，17世纪英国社会无疑是一个这样的社会，清教伦理连同培根功利主义原则为科学发展构造了适宜的文化氛围、确立了目标，而当时英国经济、军事的发展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默顿像他在科学史方面的老师萨顿一样，相信科学的发展存在着内、外两条线索，知识进步是其内部线索，同时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则构成了另一条线索，而且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他并不打算通过对科学“内部史”作社会学的探讨，即通过揭示科学知识的进展与社会文化动因之间的直接关联，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他明确承认：“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因此，在探讨当时科学与宗教之“一体性”时，默顿细心地区分了神学与宗教，并且提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十七世纪英国科学和宗教的一体性，就必须转向宗教的精神气质而非神学”。因此，尽管默顿承认，“神学和科学的表面冲突后来才发生，它发生在科学发现看起来否定了正统神学家们的各种论点的时候”，但是他还是将视线集中于清教伦理与“科学作为一种职业”而具有的“那些明显可取的质”之间的吻合性，并以此说明当时科学与宗教的一体性。
20世纪60年代，学者们（尤其是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对于科学的社会动因与社会功能发生了强烈的关注，此时，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迅速崛起，科学社会史研究也开始与科学思想史研究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被视为先导性著作得到了广泛解读，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批评与相关研究。
柯瓦雷科学思想史学派学者（如英国科学史家霍尔）全盘拒斥了默顿论题，他们声称事实已表明，16、17世纪的天文学、力学甚至光学领域中的改革很少可以归功于新的工具、实验和观察。他们争辩说，伽利略的基本方法就是把经院科学的思想实验发展到新的完美性。培根的朴素的野心勃勃的纲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没有结果的幻想。”（库恩语）另一方面，他们要求默顿派学者在牛顿理论的建立与清教思想之间建立起逻辑关联，否则他们便有理由认为，科学家信奉清教还是天主教，就象他们穿灯笼裤还是马裤一样，与他们的科学贡献毫无关系。
但是，默顿的工作，正如库恩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科学史”辞条中所述，提示了科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向，沿着这一方向，科学史家将探讨“大文化”如何影响科学发展的问题。继默顿之后，默顿学派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坚持采纳了默顿的研究进路，尽管他们最终得到的是反默顿论点：他们发现，清教主义中也有许多因素（诸如狂热主义、教条主义、权威崇拜）不利于当时科学之进步；因此他们认为，当时的科学的迅速发展与其说是与清教主义有关，倒不如说是与当时英国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主义氛围以及较为开明的政策有关；他们还从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以及当时另一些著作中看到了一种要求将科学与宗教分开的思想，据此，他们提出，当时科学与宗教正在发生相互分离。
霍伊卡在其《宗教与近代科学的起源》中对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了更深入的解析，他这样写道，“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其肉体成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生长的维他命与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他还进而指出：“在近代科学兴起的时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到了他们的科学，即他们研究自然的方法。”霍伊卡认为，近代科学体系是沿着“科学的基督教化”这一方向建构起来的，而且是沿着新教进路发生“基督教化”的。宗教改革导致了新教产生（清教是一种新教，新教是相对于天主教而言的），新教不但在教义上不同于天主教，在自然概念上也持不同的主张。正是在新教自然图景的基础上，近代科学得以兴起。
对于霍伊卡的主张，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他是站在清教立场上思考。他们指出，如果说比利时、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的科学在1535－1735两百年间进展十分缓慢，那么法国的情形正好相反，而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国家。甚至，就全欧洲范围而言，据吉利斯皮《科学家传记辞典》进行统计，也不难发现，在整体科学革命期间，持天主教信仰的科学家人数远远高于持新教信仰的科学家人数。
今天，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研究仍然保持为一个开放领域。现在看来，默顿放弃从神学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关联角度探讨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互动作用，是他工作中的一大盲区。须知，自宗教改革以来，宗教神学思考已不再是少数宗教哲学家的专利，每一位思想者均可以直面《圣经》，形成他自己的上帝见解。事实上，科学革命时期的自然哲学家（如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大都有着“自然哲学家－牧师”（波义耳语）的双重身份，他们在致力于重建整个自然哲学体系的工作时，都将重审上帝、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建构新哲学学说的基础，并且都曾希望新自然哲学能够以某种方式贡献于道德哲学的提升。
的确，在16、17世纪欧洲，在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之间发生过最深刻的冲突，但是它们并不发生于科学家与宗教家之间，而是发生于上述的那些“自然哲学家－牧师”的内心深处。因此，要全面理解科学革命时期科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的互动作用，我们还必须深入到这一时期数代精英人物的内心世界了解这两类思想相互作用的轨迹，而不能将科学与宗教在当时的互动作用首先理解科学家与宗教家这两大不同阵营之间的论战。
（1）J．W．Darper，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Henry S．King＆Co．，London：1875．该书从冲突论角度解释科学与宗教之关系，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人民出版社，1987。 （3）《科学与宗教》（阮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4）R．霍伊卡，《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钱福庭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区别于默顿，霍伊卡从思想史角度揭示《圣经》思想对于科学成长所起到的“荷尔蒙”作用。他试图将宗教改革与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起来思考，并提出了自然科学的“基督教化”这一重要概念。的确，宗教改革的精神是冲决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回归真正的《圣经》传统，而且，这一精神也的确对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们产生了激励与引导作用。但是，霍伊卡未能越出他的清教史家立场，他也未能将思想史与社会史分析技术结合起来，使他的研究臻于完备。 （5）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6。文德尔班撰写《哲学史教程》，旨在探讨“人类理性永恒的内部结构”。他主要从信仰（犹太－基督教信仰）与理性（希腊式哲学理性）的两极互动模式（主要表现为冲突与调合）理解西方思想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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